网络行销教練~Khim聒健

     马来西亚会否在 2019 年，如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所预言的走向破产？依我之见，若现行的政策与做法，没有彻底改变，它或将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只是，破产主因不是依德利斯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津贴（ Subsidy ），而是恶政劣治（ Bad Governance ）与腐败！

一国何以会陷入财政困境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起因，如英美两国是因为把私债转为公债，假公济私；冰岛与爱尔兰因不当地搞金融与银行业，而被 2008 年金融危机波及；日本则因 1989 年经济泡沫破裂后，大搞公共建设，在人烟稀少处建高速公路，大建利用率极低的基建，如大型体育馆，跨海大桥等，结果是有投入没回酬，且还要日复一日赔上管理费与维修费，使原本低于 60 ％的国债，剧升至现阶段的 220 ％！成为世界第二，发达国家中 Number1 的高债务国！

所幸的是，日本的国债有约 95 ％为内债，且举债率偏低，这才使其免于破产，但前景如何则难料及。希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的国债高升，主因在于腐败与不良治理。至于大马，国债（联邦政府债务）在 2011 年已破 4000 令吉；各州政府也拖欠了联邦好几百亿令吉。加总起来，已近 5,000 亿令吉！

不具生产性的开销剧增

我国官方常说，联邦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约 53 ％，尚在控制之内，况且其中外债只占约 160 多亿令吉，国人大可放心。实则，若把民间部门的外债也算在内， 2011 年 6 月底为止，外债总额已高达 2417 亿，其中，政联公司（ GLCs ）便占了约 600 多亿。按欧盟标准，年均赤字与总债务若分别占到 GDP 的 3 ％或 60 ％以上，便算是进入危险水平，大马目前为 53 ％，可说虽不达亦不远了。

对于这个百分比，应该说，其实只是个便利指标；严格来说，也应考虑及其他因素，如政府的债权（而非债务而已）、内外债百分比、举债利率、公私部门的储蓄率、债务的用途，如是消耗性的，或是投资性、生产性的。若用低利率举债投资于生产性活动，由于可推动经济增长，创造就业与财富高债就不那么可怕。实则，韩国便是靠举高债发展起来的。这是韩国发展策略的特色。

大马的情况则是，债务用途多是消耗性（用了就没了，不具生产性），用途不明或搞虚而不实的大小项目。如上百亿的庞大建筑物，或最近的至少 5000 亿令吉以上的捷运（ MRT ），这个 MRT 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（巴生谷幅员广，人口密度低，大马的汽车型社会更不利客运量的培养），但却肯定会加剧债务，进而促使政府加速推出消费税（ GST ），同时削减福利，民生补贴等，导致贫富差异持续扩大。

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这几年来，油气收入均占了联邦收入的约 35 ％，这样高的百分比应可使大马人享有更广泛的福利或政府盈余；可事实是，这几年的赤字均高达几百亿令吉，每年还本付息也高达约 200 多亿。若没发现新的大油田，随著人口的增加与能源消耗的递增，政府财政肯定会加速恶化。

一个基本事实是，近年来的政府“行政开支”相对固定的增长速度，已超越收入的增长速度，迫使政府缩减“发展开支”，伸言之，经济活动日趋消耗性方向，而非生产性方向发展，更何况许多政府单位爱“报大数”。

实事求是地看，大马的政治也日趋民粹化（ Populist ），短期化。朝野均忙著比派钱，用钱来收买人心，而非比政策，比政绩，比理念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连政党也忙著派钱给党员！搞政治搞得如此金钱化、商业化、庸俗化，确也令人大开眼界。以我之见，马华公会若把钱转移给华校，其政治效应恐怕比派给党员强得多。看来连派钱收买人心，他们也不懂“把钱花在刀口上”的道理！

大马财政如此不必要地恶化，一方面是油气收入来得容易，也去得容易，是所谓的油气诅咒（ OilCurse ）；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态，即“恩庇型政治文化”（ Political Patronage ）！若不改变这些根本毛病，可以预见，除非有奇迹出现或政策大转弯，否则破产是迟早的事。历史地看，从 1970 年至今，我国只在 1993 ～ 1997 这五年间，出现过小盈余，而何以 1993 、 1997 年会有小盈余（介于 GDP 的 0 ～ 2.3% ），则与民营化（ Privatisation ）有关。

事缘，自 1971 年新经济政策（ NEP ）出台以来，我国便大搞公共企业，使公企从 30 多间快速升到 1980 年代中期的近 1000 间，且大多数经营不善，大幅加重了政府负担。外加上 1980 年代中期的衰退，政府财政更是剧升，如下表所示：

缺乏外资产业难升级

可见，大马在 1980 年代，也曾出现过债务较 GDP 更高的破产状况；只是，随著马哈迪政权大搞“利益输送型私‘盈’化”，情况才得以改善。此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自 1985 年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西德签署《广场协议》（ Plaza Accord ）后，日圆、台币的币值节节上升，日本、台湾产业也在急速转型，逼使许多企业南下，遂使大马获益不浅，进入了高速增长的 1989 ～ 1997 阶段。据知，现阶段国油与 40 多间政联公司（ GLCs ）的资产便高达 6000 多亿令吉，其中国油占了 50% 。或许脱售国营企业就是未来“以资抵债”的一个可能方式。

只是，若脱售了国营企业，或有高回酬的国有资产以资足抵债之后，政府的收入也可能剧减；且这收入不过是一次性的，反而资产脱售了，会削减政府交叉补贴（ Cross-Subsidization ）的财力，使其不得不节流开源，也就是加税，并减少福利开支。果真如此，依然是普罗大众受罪，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打击更深。

更严重的是，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，除非有奇迹，若否，大马对资金的吸引力也将递减，而产业又升不了级，结果将是不郎不秀，持续卡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。显见，不大事改革，尤其是反腐倡廉与良政善治，财富的大量不当流失、漏失（ Leakage ），只会加速国家破产。而流失与漏失当然就是失血的主因。

一国若破产，其后果不外是：政府大印钞票，制造高通膨来抵消债务；以高利率举新债还旧债；债留子孙；加税减开支，尤其是福利开支；货币贬值以求抑止进口，促进出口；内部贬值（ Internal Devaluation ），也就是全面降低生活水平，大调薪资、物价以待再出发；出售国有资产，或让债主以股权抵债（ Debtfor Equity ）的方式入股国营企业；要求债主减债减息；或若是内债，干脆一笔勾销，从新开始，也就是要求债权人“牺牲小我，成全国家”。

有道是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，借来的是债，而非创造出来的财富，迟早得连本带息还回去。显见，最明智的出路就是，在尚未无可救药时，进行“先发制人”的必要改革，以求突围。